“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

  居然是“新媒体”鼻祖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瑞金成立，在当时来说，新华社算得上是实实在在的“新媒体”了：

语言接地气——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喜闻乐见，甚至还有一些漫画和方言编成的歌曲；

有激情,有胆识——即使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最艰难时期，也能写下“不是一小颗火星，不是一点子曙光，这是满山遍野，势如燎原，到处都是的赤焰……”，这是大无畏的胆识和激情；

有视野——虽身处瑞金，但却放眼世界，旗下的《红色中华》报刊设有“国际风云”、“世界零讯”、“国际时事”等板块，关注着世界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动向，坚决不做“井蛙”！

在新华社队伍里还有一位大牛，他被称为“首席记者”，也是级别最高的记者，他有时候彻夜为新华社写稿子，每天最多时能写三四篇，他的稿子也深入人心，因为太接地气了，同时又饱含睿智，充满激情，这位资深“新媒体”人作品的特点就是：有激情，有视野，有胆识，接地气！

他就是“新媒体人”毛泽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人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新媒体圈的大V了，做的公众号《湘江评论》也是粉丝无数，创立的“激情体”文章无论在可读性还是传播性上都秒杀掉其他新媒体好几条街，即使后来公众号被军阀封掉，也能够作为“特约记者”在诸如《大公报》的知名公众号上写文章，还注明“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新媒体人”毛泽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一名“新媒体”人的。

1918年的中国社会就像是池沼里被搅浑的水，拼命的打着旋，涤荡着砂砾和泥土。各种势力和思潮激烈碰撞，此消彼长，各方军阀杀伐四起，争霸不断，政府也在频繁易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本来就凋敝的社会撒下一地鸡毛。

不会有人注意到25岁的毛泽东正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这个来自乡村的大龄青年没有选择在湖南老家谋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作为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时完全可以在当地教个书，去大一点的城市当个编辑，或者托人找找关系，当个公务员。

“不安分”的他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也向往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背着包袱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并且集“北漂”人的所有窘迫于一身：

低职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种报纸。 

低收入——月薪只有八块钱。这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那时候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月大约有420元左右，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每月400元，蔡元培校长的薪俸每月更是高达600元，这些都是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像安稳的中产阶层如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月入数十元至百元不等……呃，高的不说了，看看下层民众吧，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每月十元左右，他们的生活尚且捉襟见肘。

月薪八元的毛泽东比上不足，比下竟然也不足！

低生活水平——低收入决定了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候毛泽东住在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关键晚上想想还挺瘆人的。

“一间屋子半间炕”，一进屋就可以直接上炕了，屋里的陈设也是简陋至极，破碎的炕席，书和衣物没地方放，只能堆在犄角旮旯里。

你可能依然对此很不屑，“我也刚毕业，租的房子也就15平，大不到哪里去！”

大多了！你是一个人住，毛泽东他们是8个人！

那间房子当时是毛泽东跟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合租的，“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翻个身都要征得大家的一致同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不知道是怎么捱下来的。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物质上是勒紧了裤腰带，而精神世界也是不断受挫。

一个初来乍到，职位低微的“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他可是当时文化和知识界的大咖，大家蜂拥前来听偶像的讲座，而在提问环节，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人山人海中钻了出来，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除了胡适这样的大咖，梁漱溟、罗家伦、傅斯年都没精力搭理他这个带湖南口音的小职员，这让只想求学的毛泽东有点小受伤。

也难怪，当时胡适也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而梁漱溟跟他同岁，罗家伦和傅斯年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这时候已经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大V级别人物，年纪轻轻就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尊崇，平时也是一副先生的做派，怎么会随意与一个“不入流”的图书馆小职员论学谈道。

有人曾说，在北京做“北漂”，冬天不管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无论认识多少人都会觉得孤独，而对于这样一个没钱、没地位、未来看似也没什么希望的大龄“北漂”青年来说，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更是爆棚的。

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过这些个经历，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真没什么不同，青年毛泽东恐怕也会有迷茫的时刻。

由此来看，他离我们并不远。

然而，这种失落和无助的时刻恰恰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看似不经意，其实人生紧要的关键几步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回忆起那段时间曾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也是信心丝毫不减。

于是，他在此后利用自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加“变本加厉”地向人请教问题，切磋学问，随着他久而久之的“纠缠”，很多人也感觉到这个图书管理员似乎还挺有料，人也还算谦虚，开始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薪资其实并不低，因为有一些隐形的福利：与大V交流切磋、在北大听各种讲座、泡图书馆。

而这也是一般人利用不起来的，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股“洪荒之力”在青年毛泽东的胸中慢慢酝酿。

在北京取够了经之后，“藏器于身”的他就回到湖南长沙要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呢？

投身那些稳定的职业肯定是不能了，不然北京就白去了，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今，新媒体作为一种新文化产业，与网红、房地产中介并称贫寒子弟逆袭的三大利器，当时的“新媒体”也跟今天一样。

新文化运动之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报刊与传统报刊相区别，就成了一种“新媒体”。它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很大一部分都办得很糟糕，慢慢就成了没人阅读的“僵尸号”，但也不乏优质者，圈粉上万人，有人凭借一篇登在“新媒体”上的文章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

当然，新媒体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好平台了。

除了最有影响力的《新青年》，还有好多个门类：

嬉笑讽刺类——《自由杂志》

亲子教育垂直类媒体——《儿童世界》

都市名媛消费类杂志——《香艳杂志》

那种描述都市时尚生活的时尚博主类文章——《紫罗兰》、《礼拜六》

灵异亚文化类——《灵学杂志》

图画跟文字一样多的画报类——《良友》

......

那时候的“新媒体人”也是走标题党的路线，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其功力之深厚绝对甩出当今的标题党好几条街：

“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内容是当时的湖南省代省长何应钦给其母扫墓。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丰子恺的人物画，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维妙维肖。

“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反映物价上涨。

……

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就在这股全民大办“新媒体”的热潮中悄悄出现了。

作为一个新媒体，首先就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和受众群体，青年毛泽东的新媒体并没有选择做一些小文青的杂文、散文类内容，也没有去讨论学术、教育、生活这些，他还专门指出来“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狠狠箍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心中藏着“洪荒之力”的青年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

当时割据湖南的军阀是“狠人”张敬尧，别以为军阀不会在意这些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就在毛泽东开办《湘江评论》的一个月之前，全国最知名的博主之一陈独秀就因为发文章批判时局而被军阀抓进了大狱。

而青年毛泽东不但毫不在意这些，反而积极为陈独秀发声，在《湘江评论》出版的第一期，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北洋军阀赶紧把陈大佬放出来。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在文末，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满是对自己偶像无故被抓的愤怒和不平，现在读起来都能感觉到那种“理直气壮”。

我们也可以窥见出他的这份杂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三个字：有激情！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难以抑制，文字之间的缜密和气势犹如万辆战车滚将过来。

如果你把他文章中的那些感叹号去掉，会发现其实那种激情丝毫不减，分分钟就把人的情绪点燃，青年毛泽东的文字天然就是新媒体的风格。

到底是有多新媒体呢？

当时粉丝量排名前十的时评类新媒体《东方杂志》是一档很牛的、足以跟《新青年》媲美的杂志，在论述妇女权利问题上是这样说的：

“女权之兴非释放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其志故在兴全球争也，非兴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

有点文人的斯文和学究范儿。 

同样是论及妇女权利问题，毛的风格是这样的：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是不是既视感十足？像是来到了妇女受苦受难的现场，而且这语言念给老太太听都能听懂，甚至直接拿来做游行示威的口号也完全可以，有着马景涛般的狂热和嘶吼，但却有理有据！

我们再看另一篇，是大牛博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小号《新潮》上的，也是当时的新媒体文章，论述了青年学生的自杀问题：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

白话文新媒体写法，详细论述了青年学生自杀的数字、原因，甚至考虑到了光线对于自杀的影响，充满着严谨的学究气息，只是那一大串数字还有细致入微的原因分析也只能拿来给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了，普通人看了大概会晕。

再看看毛同样论及青年学生的文章，就是另一种画风了：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

毛在《湘江评论》中评论辛亥革命：

“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族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丘八”都出来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大多是这种文风，不一一细说了。

他的激情还表现在，有时候，整页上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别人家的杂志是这种画风，陈独秀是主编，但是最多一页上也就能看到4篇。

而他的风格是这样的，放眼望去都是“泽东”写的，遍布各个模块，简直全才！

这简直就是他的个人秀了，难以想象那种支撑下来的毅力和豪气，而且都是用满满的万马奔腾的语调来写，这只能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澎湃的人，不然，顶多也就写那么几篇，一整本不太可能。

《湘江评论》另一个很突出的风格就是：有眼界！

作为一个在全国最高学府浸染了一年多，深入接触了里面所有教育资源的青年，毛泽东眼界是非常广阔的，他在新媒体上发的文章有评论阿富汗的，有讨论各国罢工的，有写威尔逊的，有议论协约国的……整整涉及到了全球局势的犄角旮旯。对于一个出身农村，从未出过国，在图书馆憋屈了一年之久的小职员来说，这好像是在意料之外，然而却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历来图书馆里都隐藏着最顶尖的人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天龙八部》里武功最强的人是谁呢？

少林扫地僧。而扫地僧一直是在藏经阁呆着，你以为他只是在藏经阁扫地吗？那就错了！

有眼界不但体现在能够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还表现在身无分文而心怀天下的情怀。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这里，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宣传了革命的正确主张，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与地主、军阀、资本家作斗争。

《民众的大联合》中，毛写到：“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有）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这样看来，《湘江评论》是一家有格局，有眼光的新媒体。

《湘江评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地气！

要做好新媒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内容写得有趣，即使这个内容是很严肃的，也让读者感觉到那股温度和亲切感，而不是冷冰冰的文字。

毛泽东一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写的东西要让认识字的人看得懂、看得明白，不要成心让读者看不懂，那就是在搞事情，他刻意不使用“之、乎、也、者”之类的古文腔调，在《湘江评论》刊载的80多篇文章中，就有40多篇与当时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密切有关。

在《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他说：

“两星期里，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钟（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下面筑层。这点科学常识，谁也晓得……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毛泽东不光是写得好，对于新媒体的运营也做得好。

上面提到了毛泽东为陈独秀被捕的事情积极发声，甚至用他的“泽东体”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估计再高冷的偶像也会被粉丝这样的举动感动的痛哭流涕，何况陈独秀跟毛泽东在北大时候就有过一段交情，这样就算把两人的感情坐实了。

陈独秀可是当时最大的新媒体博主之一，拥有百万粉丝，等陈独秀出狱之后，也积极为他推广《湘江评论》，包括李大钊、胡适也为他的新媒体推广出了一份力量。

《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胡适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

有了大咖的推广和赞美，用百万级的大号去带这个刚创立不久的小号，这个新媒体涨粉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这些人脉既是源于毛泽东在北大时候的经历，也是因为他“雪中送炭”的义气。

当然，他的新媒体也进行了商业化运营，打出了广告价目，明码标价。

再有激情的新媒体人也是要吃饭的！

这份《湘江评论》当然也是做得极为成功了，是当时阅读量极高的新媒体，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就销售一空，后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自第二期改印5000份，并附有《临时增刊》，每次都是洛阳纸贵。

如果粉丝寥寥，军阀也就不过问了，可对一个“粉丝收割机”般的新媒体，军阀本来就无法容忍，毛泽东还毫不畏惧地不断挑衅，火上浇油，直接向湖南军阀张敬尧叫板——特载了一篇新民学会呈省长文：直言湖南省的言论不自由。

军阀岂容许被屡屡挑衅！

张敬尧终于坐不住了，强行把《湘江评论》封了号。可没过几天，市面上又出现了那种激情洋溢、煽动性极强的“泽东体”文章，果然又是“泽东”！靠前几期杂志已名声在外，成为大V的他又跑到其他杂志社去写了。

光写还不够，他还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示威游行，用行动对抗军阀。

然而，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信奉的是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张敬尧披挂上阵，骑马带领一连大刀队冲进会场内，强行驱散与会群众，辱骂殴打学生，当场殴伤数十人，并逮捕5人。

清醒的毛泽东也是渐渐认识到，新媒体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拿着笔杆子的文弱书生终究不能对抗军阀的暴力，他也慢慢领悟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来摧毁。”

是的，物质的批判跟精神的批判要两手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尽管此后毛泽东一直奔波在路上，对抗军阀、抵抗国民党、打鬼子抗日、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再也没有从事过新媒体行业，可是，我们却能发现他其实又一直在从事着新媒体，一直在影响着一支军队，一国民众。

“泽东体”的新媒体语言都能够拿来系统地分分类编成教材了：

硬气激情篇

——当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说：“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都是耐人寻味，然而通俗易懂的文字，现在拿来用都不过时。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半个世纪之前的话，有的话语到现在还被很多新媒体文章时不时地引用。

广泛用典篇

——借李密《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通俗幽默篇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

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随便说一句话都很新媒体！

而从毛泽东无数次的失落和无助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只是用一种坚持自觉地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踏踏实实。

作者：李逸博、李浩然

延伸

阅读

文章大家毛泽东

毛主席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43年了。下面转发20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大家毛泽东》。在大力倡导改进文风的今天，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练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挺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水平和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文章大家毛泽东

梁 衡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一、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二、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三、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说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和幽默！

四、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

请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见，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的实践和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章里。毛泽东写文章，立意高远，豪放大气，文采飞扬，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早就普遍受到人们甚至是他敌人的赞扬。他的许多名篇对中国社会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中国革命作了引领时代的描绘，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了辉煌灿烂的构想。他的文章，不仅激励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青年，今天读来，同样让人感受到一代伟人的精神力量。

本文来源：人民网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