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农民成长为省委书记,34岁才结婚

许多年过去,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乡亲们回忆村里走出去的“大干部”吕玉兰时说,“后来当到那么大的官,每次回村里,总是还没进村口就下了车,见了上岁数的老人就聊这聊那,见了小孩子就抱起来,她经常是在地里边帮着乡亲们干活边拉家常。”



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

在东留善固村是吕玉兰的家乡,也是她跌宕起伏从政生涯的起点。
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想起这位曾经的女省委书记。

    裹白毛巾的“女劳模”  
15岁时,吕玉兰就组织东留善固村24户农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她带领村民植树造林、锁风固沙、平整土地、兴修水利。

根据媒体报道,他们“把贫困落后的家乡,建成了林茂粮丰的新农村”,先后多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党的好女儿吕玉兰》长篇通讯和吕玉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轰动全国。她在全国政协礼堂作报告,震动了京城。
 

自此,吕玉兰开始“跨越式”进步。1960年,她还是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1969年就成为邢台地区革委会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那个时代从村里跃升到高层的农民,还有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吕和陈都参加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也是几次党代会主席团中仅有的两位头裹白毛巾的成员。有报刊在报道中称吕玉兰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吕玉兰(中)与陈永贵(右)

后来有人问吕玉兰,“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

她回答:“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

   周恩来夫妇催促她成家   
当年这位喜欢扎白毛巾的省委领导爱慕者不少,可是她迟迟不解决“个人问题”。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曾这样坦诚表露心迹:“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我们要是也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一转眼吕玉兰已成了三十多岁的大姑娘,升任省委副书记仍然孑然一身。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对此也很关心,多次催促她考虑婚姻大事。

1974年,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采访时同吕玉兰谈心,得知这位领导同志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回去跟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一商量,觉得记者江山合适,于是决定给两人牵线搭桥。

这是一段“深受组织关怀”的姻缘。

江山曾征求新华社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也表示赞成。新华社社长穆青鼓励他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初次交往,江山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副书记。”

吕玉兰也很实在地说:“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也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两人交往后常常互通书信。吕玉兰接到江山信件后,看过几遍,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

她在信上告诉江山:“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相识的情况,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不久,就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   

   省委副书记的婚礼   
1974年10月3日晚上7点,时年28岁的江山与34岁的吕玉兰,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吕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后来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回忆,之前吕玉兰跟他通信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两人的婚礼,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

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吕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

   不脱产的省委书记   
从1971年调进河北省委大院,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吕玉兰在省委大院近10年时间,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


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吕玉兰在省委常委中“分管农业”。另外,她还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和保定地区的工作。

期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固村的工作,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

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村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

江山回忆说,吕玉兰走上公社、县的领导岗位,继续坚持参加农业生产,长年劳动在100天以上。从1971年5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后,她仍然注意参加生产劳动。

虽然没离开过农村,但她在1977年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写思想小结仍反思:“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大院里的清贫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这么写道。

当时吕玉兰夫妇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吕玉兰,让他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


此时,吕玉兰动员全家“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捡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


吕玉兰一家

他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他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为了节省菜钱,吕玉兰带领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他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

    正定搭档    
特殊年代的仕途,遭遇不一样的起落。

上世纪80年代初,吕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

当时一起搭班子的县委书记是从北京来的,他叫习近平。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多年后,习近平在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的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正定共事的情景。

他写道:“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1985年4月,习近平和吕玉兰来到正定县武装部与大家合影留念


1993年,吕玉兰不幸逝世,当时习近平已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未能参加吕玉兰的告别、追悼仪式。在她逝世一年后的1994年,习近平专门写了怀念吕玉兰的文章《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习近平写道:“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地悲痛。”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