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为什么说“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上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4月5日,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资料图)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作一篇悼词?”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至于邓小平复出,同样为华国锋所不能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周,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当然不能按照"四人帮"那一套批,要按中央四号、五号文件搞。

华国锋在1976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议论,为毛泽东错误决策辩护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1977年1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

  这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围绕着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党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曾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李先念在1977年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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