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返乡调查与思考:富起来的人和在底层挣扎的人,都充满了迷茫

这是一位同事的春节回乡记录,既有现实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入情入理的分析,读来令人感慨万端:当“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离开农村”时,乡村朝何处去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段时间,关于农村的话题比较热,比如《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个上海女孩跟男友春节回江西农村第一顿饭后就想分手。之前也有些博士硕士之类的返乡笔记引起过广泛关注。我看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他们写的比较真实细腻,反映了一些农村存在的问题,但也掺入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和情绪,以至于情感太浓、情绪太多,显得有些偏颇。这次春节我回农村,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对老家做了一些了解,用一个记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尽量呈现一个真实的农村。

我出生在山东临沂Y县的一个小村庄,人口大约八九百人。这个自明朝起就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Y县以县城为界,东边比较平坦,经济相对发达;西边属于丘陵地带,经济相对落后。

很不幸,我们村就处于丘陵地带,地势呈西高东低之势。由于地理条件限制,经济上也相对落后。自18岁离开村子外出求学,已经过去差不多10年了。这些年来,我每年回家一到两次,呆的时间都不会很长。这次,我要重回她的怀抱,用一种客观的视角去感受、去观察、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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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村庄

梦想与逃离

说起这个养育我的村子,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逃离”

自小,我和我的同辈们就被灌输一个观念:离开这个村子,到城里去过体面的生活。父母对我的最大的期望就是离开这一亩三分地,不再像他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有个堂叔,比较争气,考上大学后到县医院里当了名医生。于是,他成了父辈逃离农村的典型代表,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榜样。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有人能当上医生,不但可以改变命运、光耀门庭,也解决了看病难这个问题——这在农村非常重要。当下村里的年轻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读书要么打工。

先说说读书。村子虽然不太大,年轻人(80后90后)大约有一两百个,但真正读到大学的不过八九个(算上专科)。这一二十年来,村里一共产生了两个博士、三四个研究生和六七个本科生。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这样的成绩超过了周围3个村子的总和。不过,和全村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真正与大学有缘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对于那些60后70后,考上大学绝对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但对于80后90后却未必如此。

有个和我一起玩大的发小,且称呼他为小A吧,是1988年出生的,人憨厚老实,考入省内一所较为知名的大学的本科。这本是一件幸运事,不料却将他拖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他学的是理工科,毕业后到省内一个沿海地级市上班,工资起初两千多,后来三千多,当地的房价是他工资的两倍多。如果要买房子,家里支援一下也能做得到。但如果这样,每月房贷要还差不多2000块钱,一月工资所剩无几,他承受不了这种负担。正因为他工作一般,收入不高,经济不够雄厚,一直处于单身状态。眼看年龄渐大,家里着急,但他也没办法,只能就这样漂在一个城市。他不愿意回到农村。以至于他现在成了村里人眼中的“读书失败者”的典型案例,让很多信奉读书无用论的人找到了反面教材。

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小B,他由专科升入本科,目前在省内一个地级市工作。相比于小A,他的的条件要稍好些。他人长得高高瘦瘦的,为人谦和,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月收入大约在六七千的样子。他在工作的城市里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算是个“优质男”。然而,在这个仍然看重编制的社会里,他因为没有正式编制,仍被村里人称为“临时工”。之前谈了一个城里的女朋友,和他回了一次老家,见他家里太穷,最终弃他而去。最后,他在无奈中,和一位邻村没有读过大学的姑娘结婚了。

再说说打工。外出打工依然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选择。和60后70后不同,80后90后逃离的意志更为坚定,因为他们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村里有几个靠打工致富的人。小C是一个出生在七十年代末的人,没读过什么书,很早就外出打工。由于他头脑灵活,在搞关系方面有一套。打了七八年工以后,就当上了包工头,如今身价几百万,算是村里首富吧。村里人都很服他。原因也简单,不仅仅是他有钱,主要是村里的很多年轻人跟着他打工能赚到钱。他在某省省会城市买了房子,又买了车上了北京牌照,在村里绝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众村民眼中的“成功代表”。

像这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打工者只是拿着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目前有个趋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务农经验和谋生技术。他们对于种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概念。县城的房价在三四千,他们外出打几年工,再加上家里帮衬点,大约有一半的人可以到县城买个房子,变成城里人,但由于打工收入不稳定,在城里没有正式工作,他们也不知道未来是到城市还是回农村。不论是读书还是打工,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离开农村。这几年,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年轻的有能力的大部分都外出,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不愿务农,农村出现了撂荒的状况,一些土地杂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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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一隅

冲突与挣扎

近些年,比农村变化更大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多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虽然出生在农村,但要么很早就外出求学读书,要么就外出打工,他们的价值观念更趋向于城市人群。他们是网络的一代,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玩着微博微信,网上购物,网上团购等等,相比于农村,他们或许更适应城市生活。

在农村,这也引发了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观念冲突。

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婚恋方面。年轻一代主张婚恋自由,在恋爱结婚方面自己做主。而老一代倾向于干预。尤其是90后,婚恋方面较为开放,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甚至未婚先育现象并不罕见。这在父辈的眼里是很难接受的。村里有个90后小D就属于未婚先育。没读几年书就辍学打工,后来认识一个同龄人,当时年龄还太小,父辈极力阻止,起了很大冲突,但她还是先把孩子生了。最终父母无奈,只得被迫接受。这几年,此类现象愈发常见,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父辈的意见在婚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在与子女的冲突中,父母往往是妥协的一方。所谓“女大不由娘”,在农村,年轻人有着父辈无可匹敌的自主权。

除了自主性,在离婚方面也是越来越开放。以前,谁家要是离婚一定会羞得抬不起头来,女人要是离婚再嫁就会很难。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离婚率虽然比不上城市那么高,可人们也更注重婚姻的质量,委曲求全的人愈来愈少。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地位不断呈上升趋势。以前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一家之主是男的,时下,几乎是反过来了,女性的话语权逐步提高。

这毕竟是一个物质时代,经济条件在婚恋中的地位愈来愈高。由于我们村处于丘陵地带,地势比其它村差一点,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村里的男人在娶妻方面面临更大挑战。据村里人说,我们村大约有来自11个省的外地媳妇,其中云贵川三省居多。因为在本地娶妻难,只有把眼光投向更落后的地方了。庆幸的是,在父辈,没发现有几个光棍。现在,娶妻这件事,似乎更严峻了。比如,目前村里25岁以上的年轻人中,未婚的大约有40人。其中90后小鲜肉,即便有1米8的身高和较高的颜值,只要在城里没房子,娶妻就会变得很困难。村里有个90后小E,长相不错,放到大城市里绝对是帅哥级,就是因为家里穷,外村的姑娘不想嫁到我们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迫于年龄压力,他最终娶了个本村媳妇。就像当年,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说,只要你在北上广有房子,就不愁没老婆。现在放到农村也多半如此,只要在城里有房,娶妻也就没那么难。

在生活方面,年轻人与父辈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年轻人更注重品质生活,追求时髦,舍得花掉3个月工资买一部iphone6,而这在父辈眼里是不可想象的。透支消费和超前消费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农村通了网络以后,网上购物已是稀松平常。一旦发现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买。于是很多老人与自己的孩子甚至儿媳发生冲突,毕竟老一辈大都比较节俭,在消费方面讲求实用。

很多婚后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亲自带孩子的也是少数,基本都是由父母带。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和父辈一样,并没有多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考高分。他们眼中,教育几乎等同于考试。尤其是,近些年,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席卷乡村,很多家长不太愿意让孩子多读书,原因也简单,就是怕钱花完了,又找不到好工作。由于抗风险能力过于脆弱,很多父母内心里也是挣扎,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又担心书没读好,钱也没了。村里的“读书失败者”的案例让他们忧心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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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审视与思考

重新审视时下的乡村不难发现,很多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在城市里,他们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已经城市化,在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上,更接近城市居民,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基本上削平了城乡间的信息鸿沟。最典型的是,有些新生代们在追求社会潮流方面,不遗余力,不惜血本,能娴熟地利用互联网,爱网购,爱使用网络热词和流行语……

但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家在农村,难以突破横亘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种种藩篱。他们的身份、文化水平和能力等又让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以至于出现了“融不进城市,回不了乡村”的尴尬。他们有着城乡双重特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价值震荡。据调查,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新生代们愿意回乡村。留在城市里是他们的梦想,“宁要城里的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他们的意愿是坚定的,可现实是残酷的,真正能够在城市里长久生存下去的寥寥无几。

最有杀伤力的是,付出很多却收入低廉。与之相对应的是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辛苦一天的收入或许都不够看一场电影或吃一次西餐的开支。更不用说让城市居民都难以企及的高房价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辛苦一年的纯收入可能难以买得起一平米的房子,即便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是农民工望尘莫及的。他们的月工资普遍在两三千,除去开支也就剩个一两千,极少数能够达到三四千,即便每月剩个两三千,在动辄每平米七八千甚至上万元的城市里,一样杯水车薪。

他们夹在城市与乡村,游走在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之间,焦虑、犹疑、彷徨。在户籍身份上,他们被称之为“农民工”。可实际上,新生代们在生活方面和城市人并无多大差别,他们在心理上已经是城市人了,但并没有融入城市,也没被城市接纳。

在新生代的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是身份的认同危机,还有文化的断裂。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但有些新生代认为,“我没种过田,我生活在城市,为什么他们还叫我农民工?”

他们不接受“农民”的角色定位,但受制于种种藩篱,他们又融不进城市,尴尬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摇摆”,有人称呼他们为“摇摆人”,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两栖人”。

——农村大学生的问题。表面看,现在考大学越来越容易,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相比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现在的大学生通过考大学来改变命运的通道正逐渐窄化,一种知识的无力感也油然而生。

曾几何时,读大学被誉为“鱼跃龙门”,意味着命运的改变。而今,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逐年递增,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农村的孩子能考入理想的大学,已实属不易,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讲,能够供完一个大学生不欠债,就算不错了。

很多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他们读书花掉了家里的积蓄,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没法拼爹、拼关系,只能靠自己。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他们比新生代农民工们更没有理由回去,他们留在城市里的意愿更为坚定。

大学生的工资并不比农民工高多少,他们也面临着高生活成本和高房价,还有种种限制,他们也属于“第三种人”,在城市里漂着,漂来漂去。他们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活生生的现实卡住了他们的梦想,一切都处在一种不确定性中,他们不知道何处才是他们栖息的家园。

——婚姻情感问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曾说,“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剩男才是真正的“刚剩”。在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仍然存在,是造成性别失调的重要诱因,但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城乡性别失调危机才是根源。在城市,剩女是个真问题;在乡村,剩男是个大问题。

剩女这个词本身就产生于城市的视域里。城市里,在原先女性数量的基础上,又汇集了众多来自乡村的女性。她们中一部分是来城市打工的,另一部分是在城市读书,他们的诉求基本一致,就是尽量在城市里立足,不回乡村。

他们的择偶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市男或有能力在城市买房立足的乡村男。城市男的数量本身有限,且还有城市女要分去很大一部分资源,而能力卓越的乡村男数量也极其有限,女性供大于求的剩女局面就此形成。

相对于城市男,乡村男在城市打工数年后,绝大部分还要回农村,他们数量巨大,但女性资源却过于稀缺。愿意嫁到乡村的城市女极为罕见,而出身于乡村的女性数量上本来就比男性少,且有一部分被城市男“抢去”,在乡村择偶要面临重大困境,竞争尤为激烈。

城乡性别结构的失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且深远。在城市里,“小三”频出,“一夫多妻”现象屡见不鲜。而在乡村,因择偶引发的斗殴等社会不稳定因素亦在增加。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二元社会的分裂,性别比例的失衡仅是其众多表象之一。解决剩女剩男这两个问题,根本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层治理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人忧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基层自治,村委会主任由村民直选产生。表面上看,村民可以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干部,而随着基层黑恶势力的成长,村民们的选举意愿被左右了。黑恶势力通过贿选与恐吓,软硬兼施,加之村委会选举少则几十票、几百票,多则上千上万票,面不大,较容易操控。还有一种情况,在村里的“名门望族”,凭借人多势众和血缘关系,也很容易在选举中胜出,造成一个家族长期把持一个村,只为本族利益谋利,也不会被选下去的局面。

据我个人观察,在很多农村,当村干部必须得拳头硬。一些村霸或者有着黑恶势力背景的人,正向农村渗透。他们当上村干部,也垄断了资源配置权,比如,农村低保户,真正的贫困户往往吃不上低保,反倒与那些村干部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成了低保户。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一些“穷乡僻壤”,瞬间成了“满地金砖”。在农村拆迁改造中,村委会有着巨大的作用。“县官不如现管”,基层干部官不大但是权不小,在村里说一不二的。有些村子凭借其较佳的地理优势,仅凭卖地就能发大财,这是典型的“小地方政府”。

基层政权是与底层民众最近的,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黑恶势力操纵农村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民众、肆意横行已经严重侵害了底层人民的权利。有些民众甚至受到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威胁或损害。有些黑恶势力团伙在基层就是“土皇帝”,利用金钱向上买通关系,寻求保护,游走在黑白两道,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即使受到伤害也不知如之奈何。这样势必会导致基层“丛林化”,基层原本脆弱的法制观念会遭到毁灭性打击。长此以往,人们信仰“拳头”胜过法律、道德,公平正义恐怕也得由拳头的大小来衡量。黑恶势力已经在腐蚀基层政权,必须引起足够警惕,否则会导致基层治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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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

后记

这次回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村子里的车一年比一年多了,整体来看,是在向前发展。但贫富差距正在加速拉大。农村也变成了一个名利场。每年春节,那些有车的把车子开回家,总是喜欢谈论谁家的车最贵,谁家今年大赚了多少钱。那些赚钱稍多点的,就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富起来的人反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只懂得和别人攀比。很多人无所事事,也是村里赌风比较重的原因。透过这些人或事,我发现,农村不光是一个穷的问题,还有一个富起来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目前看来,那些富起来的人和在底层挣扎的人一样,都充满了迷茫。

文/图:候金亮

编辑:袁尚武 何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号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本号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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