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孙铭九西安事变“捉蒋”的谎言再以讹传讹了

作者:李忠效   

  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华清池“捉蒋”的那个人叫孙铭九。在我的有关作品中,我也是这么写的。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华清池“捉蒋”的那个人不是孙铭九,而是王玉瓒。我忽然有点蒙,怎么回事?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叫王伊利,她是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军长的外孙女,她的外祖父王以哲当年就是被孙铭九派人枪杀的。她还给我讲述了孙铭九的许多劣迹,并介绍我与王玉瓒的儿子、80多岁的吉林大学王文成教授联系。看过他给我提供的材料,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我们都被孙铭九欺骗了!

王玉瓒(1936年)

  一、孙铭九何以欺骗了全世界?

  孙铭九是辽宁省新民县人,1909年出生,1927年加入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前,任东北军总部卫队二营营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孙铭九只不过是在卫一营营长王玉率该营300余官兵,亲手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多时后,才带卫二营50余人,由灞桥赶赴华清池,参与了部分捉蒋行动而已。

  1936年12月27日,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委托到西安采访“西安事变”的情况。贝特兰在采访孙铭九时,被孙铭九编造的一系列谎言所骗。他对孙铭九的话信以为真,也没有找别人核实,就按照孙铭九介绍的情况,给斯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随后,斯诺将孙铭九的谎言写进了他的《西行漫记》。斯诺在《西行漫记》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第二节《总司令被逮》中写道:“张少帅的卫队长、26岁的孙铭九上尉(实为中校-—本文作者注)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带上200名东北军(实为50人左右-—本文作者注),清晨三点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15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

  1936年6月至10月间,斯诺先生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并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西行漫记》的良好声誉,在客观上帮助了孙铭九谎言的扩散。由此可见,早在“西安事变”之后半个月,孙铭九就开始编造谎言欺骗外国记者了。

  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以后,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力主武力救张,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发生激烈冲突,孙铭九竟派人将王以哲枪杀。

  “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自诩为“捉蒋英雄”的孙铭九,后来却投靠了大汉奸汪精卫。抗战胜利后,他又投靠国民党,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只因他说他是“捉蒋英雄”,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聘他为市府参事,并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

  上个世纪的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孙铭九连续发表了《看<西安事变> 忆西安事变》、《临潼扣蒋》等文章。孙铭九在文章中编造故事说:“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赶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个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的这些文章,篡改了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的历史真相,使其谎言得以广泛流传。

  二、被谎言湮没的王玉瓒

  王玉瓒是谁?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王玉瓒,字宝珩,辽宁省黑山县人,1896年生。1914年参加东北军。因王玉瓒有文化,很快从文书、排长、连长、少校副官,升至中校兵站员。1928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习。毕业后,被张学良调至身边工作。张学良赴南京任陆海空副司令时,被张选为随扈人员。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上校营长。1936年,奉张学良电召,率部离开北平赴西安,任“西北剿匪总部”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

  1936年12月10日,“西安事变”的前两天,张学良到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的下榻处,向蒋介石诤谏。张学良指出:现在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要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张学良的谏言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已被逼上梁山,于是决定“兵谏”,逼其抗日。

西安事变时的华清池大门

  12月11日午后4时许,张学良从蒋介石住处的五间厅出来,走到头道门时,见到正在那里值勤的王玉瓒,就让王玉瓒跟随他回到金家巷1号张公馆。在客厅里,张学良向王玉瓒下达了兵谏令,令他把委员长“请”来,且叮嘱要“活”的。王玉瓒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张学良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长安排。王玉瓒随即去找谭海碰头。想到任务重要,王玉瓒当夜没敢回家,就留在谭海办公室,在椅子上坐一阵,在床上靠一会儿,一点儿没有睡意。

  12月12日凌晨2时许,王玉瓒乘三轮摩托车来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扣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他又赶到灞桥镇,令手枪排长金万普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扣蒋行动。接着他赶到卫队1营步兵第1连在华清池的住地,让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蒋事宜。

  有人提出:“我排有的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王玉瓒说:“先下他们枪,不许他们出来,派人看着!”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还住着一些宪兵。王玉瓒令王世民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一切安排妥当,王玉瓒便带领王世民、马体玉等人,进入由他们自己守卫的华清池头道门。

  此时约凌晨4时许,临潼内外一片寂静,寒气袭人。王玉瓒带人悄悄向二道门摸去。只见二道门那边有一个蒋介石的侍卫在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对着哨兵连击三发,第一枪就把哨兵打倒了。于是,拉开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华清池“扣蒋”之序幕。王玉瓒由一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人,变成了打响临潼“扣蒋”第一枪的先行官。

  卫队1营的官兵听到枪声,立即开始进攻,卫队2营五十多名官兵在营长孙铭九率领下,按事先约定,从灞桥方面赶去助战。

  王玉瓒率部冲进二道门,蒋介石的卫士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房门大声喊叫:“什么事?怎么了?”

  王玉瓒和身边的部下一起开枪,将其击毙。顿时,华清池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介石的侍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卫队1营官兵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率五十多名官兵,和卫1营金万普率领的手枪排也赶到参加了战斗。

  王玉瓒和王世民等人借助亭廊的黑暗,翻过荷花阁,穿过贵妃池,跃到五间厅的平台上,只见蒋介石的三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等人飞步冲入蒋介石卧室。床上没人,床底下也没人。但是,衣服、假牙都在,被窝里尚有余温,说明蒋介石并没逃远,但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王玉瓒心急如焚。

  这时又传来张学良的命令:抓不到蒋,以叛逆论处。王玉瓒焦灼万分。这时卫1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王玉瓒意识到蒋介石可能越墙逃上后面的骊山了,急令官兵搜山,随后他跨过飞虹桥,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一起上山搜寻。

  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士兵。卫1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三人发现了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刘允政等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在这哪!

  两营官兵闻声跑过去,只见蒋介石身穿古铜色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赤足,满身灰尘,狼狈不堪。官兵们遂把他连推带搡地架起来走下山。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声问:“你们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王玉瓒走出华清池大门时,看见105师刘多荃师长站在头道门外的公路上,就向他报告刚才“捉蒋”的过程。刘多荃说:“我知道了,我都看到了!”

  上午八点多钟,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汽车里,由谭海等人押送到西安城里的新城大楼。

  王玉瓒因华清池“捉蒋”立功,张学良奖励他5000元,还提升他为东北军15旅四43团团长。

蒋介石翻越此墙,逃上骊山

  “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并对西安进行政治军事压迫,形势紧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中将在东北军中很有影响,是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他与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中将等人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力主按照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战。而以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军人不顾大局,于1937年2月2日派人杀害了王以哲,何柱国因为事先得到消息,躲进杨虎城公馆才逃过一劫。

  由于孙铭九和应德田等人的愚蠢行动,使东北军这个群龙无首的部队分崩离析,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客观上为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扫清了障碍,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力量与地位,致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被瓦解。

  1937年3至4月间,东北军被迫开赴江苏、皖北、豫东一带。王玉瓒所在的15旅隶属于“剿总”,后来编入67军108师,王玉瓒任324旅648团团长。

  “七七事变”发生后,王玉瓒奉命奔赴华北抗日战场。转战沧州、献县、邯郸、临洛关、漳河、汤阴和新乡等地,同日军浴血奋战3个多月。11月间,调往上海战场右翼的松江县阻击日军,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一仗十分惨烈!撤出战场整编时,王玉瓒被升任为副旅长。

  1938年,因东北军被蒋介石瓦解,王玉瓒从此离开军队,举家迁至陕西省沔县。1940年,王玉瓒出任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军事学教官兼学员队队长。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王玉瓒率部随云南最高军政长官卢汉参加了云南起义。

      全国解放后,王玉瓒渴望解甲归田,从事和平建设。1950年10月20日,王玉瓒全家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军管会签发的的证明,在军代表的护送下,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辽宁黑山县大夏村。

  在王玉瓒回到家乡后的20年间,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他因所谓“历史问题”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审查和不公正的待遇。五十年代一直受“管制”。1960年,被下放至辽宁一偏远山区务农,长达15年之久。1975年,因体弱多病返回抚顺市长子王文涛家。

  三、上书叶剑英委员长坦陈史实

     1978年,在“西安事变”过去40多年之后,王玉瓒从书刊杂志上惊异地发现,华清池捉蒋这段重要历史,竟被人篡改了!已经82岁高龄的王玉瓒,深感自己应在有生之年,将亲身经历的临潼兵谏过程的真相公诸于世,这既是对历史负责、对家庭子女负责,也是还自己一个公道。1978年4月15日,他毅然致信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陈述了自已当年受张学良之命,率兵在华清池“捉蒋”的历史事实。这封信于1978年6月由他的大女儿王文瑛从北京发出。

  王玉瓒之所以给叶剑英写信,是由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学良曾召集了一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会议,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会讲话,王玉瓒是参会者之一。他认为叶剑英了解那段历史。

  叶剑英委员长见信后,十分重视,责成辽宁省委“尽速”组织人员查清。辽宁省委书记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还派秘书专程赴当时王玉瓒所在的抚顺市催办。另外,王玉瓒要求查证他率兵“捉蒋”的历史事实,又被抚顺市列为落实政策的头号典型案例。因此,有关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均极其重视。外调人员更是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历时三个半月,行程8700余公里,对包括“临潼兵谏”总指挥、105师刘多荃师长在内的20多人进行了取证。

  王玉瓒曾给孙铭九写信,要求他出面作证,孙不予理会。调查人员到上海找孙铭九,让他为王玉瓒作证,他也拒绝出具证明。尽管如此,调查人员还是通过其他多名当事人得到了充分的证据。

  1979年10月,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杜越部长和李坚主任,在致王玉瓒的函中写道:“为你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并得到客观证实的忠实态度而钦佩。现在可以告慰你:你的西安事变和云南起义均已落实,不久即可做出历史结论。至此,多年的不白之枉完全得洗,我们为你祝贺。”

  1979年11月15日,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出具《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结论说:“据查:王玉瓒1936年在西安任东北军总部卫队一营营长时,基于反蒋抗日的爱国思想,参加了‘双十二’捉蒋事件;1949年12月在云南任国民党第二十三临时教养院(系一般军事医疗卫生组织)院长时,随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这都是爱国的正义行动。根据党的政策,应按参加‘双十二’事变有功人员和国民党起义人员对待。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做的不切实际的结论和处理予以纠正。”党和政府对王玉瓒作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高度评价。之后,王玉瓒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选为常委。

  四、被孙铭九篡改的华清池“捉蒋”的历史得以厘清

1980年王玉瓒在五间厅门前留影

   1981年12月12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大会,王玉瓒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翌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参与华清池扣蒋的原东北军105师1旅1团团长张治邦(雨辰)、原东北军总部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2营营长孙铭九、原张学良侍从副官朱宗愈以及当年在东北军工作的十几人座谈,原东北军总部秘书郭维城主持座谈会,核实“临潼捉蒋”的具体情况。正是这次由全国政协所属专职部门召开的历史性的专题会议,给了王玉瓒企盼已久的道出真相的机会,终于使真正的“捉蒋英雄”在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浮出了水面!

     那次会议要点如下。

  1、会议首先确认张学良命王玉瓒卫队第一营担任守卫华清池蒋行辕头道门的事实。

  在会上,王玉瓒强调:“只要先把蒋行辕守卫的部队认定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玉瓒说:“1936年10月和12月4日蒋介石两次抵达西安时,所住华清池头道门的警卫任务,均是张学良命我卫队第1营担任的,对此有异议的,请提出。”见无人反驳,主持人郭维城说:“卫1营担任守卫华清池蒋行辕是事实,我愿为证明,不须多讨论了。”就这样,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会议一致确认了是卫队第1营警卫华清池头道门这一事实。

  针对孙铭九所说“不料我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他先开了枪,我们一个班长王德胜开枪还击把他打倒。”王玉瓒当孙面严词批驳道:刚才大家都已经确认了华清池头道门是由我卫1营警卫的,所以头道门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此说纯属编造。

  (王玉瓒在《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假如12月11日下午,张副司令没有令我捉蒋,而孙铭九径自带队前去捉蒋的话,我必依据奉命卫蒋的专责任务,绝对不准许孙等进入头道门一步。如果孙等强行跨入,那我1营将毫不犹豫地向其开枪阻击。这是《卫兵守则》赋予卫兵司令在紧急情况下的权力。所幸头天下午张副司令命我:‘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所以,我才允许他带他的2营顺利地进入我1营负责警卫的华清池头道门。否则,必将是卫队1、2两营之间的一场厮杀,那还有什么捉蒋可言!”)

  2、 孙铭九说的全部捉蒋过程都是由他所带卫2营的五六十人完成的说法,更是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的弥天之谎。

     张学良在对王玉瓒下达兵谏令时,特别叮嘱:“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王玉瓒在给叶剑英委员长的信中也坦陈:“我与孙铭九约定:由于我营是现场守卫者,必须先行动手,孙于听到联络信号即前进支援。”所以,对孙铭九编造的全部捉蒋过程都是由他所带卫2营的五六十人完成的说法,王玉瓒在会上也当众据实揭露:孙铭九是按我事前与他的约定,在听到骊山方面,我卫1营打响兵谏的枪声之后,才带卫2营的五六十人乘两辆载重卡车,从灞桥镇出发,赶到华清池助战的。当孙赶到华清池时,我已率卫1营官兵攻入二道门多时,直逼五间厅蒋卧室。对此,孙铭九无言以对。

  会上,王玉瓒详尽讲述了自己直接受张学良命率部兵谏,作为华清池现场指挥官,从亲手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到搜山“捉蒋”,具体执行兵谏使命的全过程。包括孙铭九在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

  3、确认王玉瓒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是“捉蒋”现场指挥官。

  会上,有位社科院的与会者曾大声问道:“我有个问题,华清池捉蒋时,是谁先打的第一枪?”王玉瓒应声回答:“是我打响的第一枪,并且是接连打响三枪。”之后,包括孙铭九在内,无任何人反驳。

      (关于谁是华清池内具体执行“捉蒋”使命的现场指挥官的问题,王玉瓒在他所写《﹤重游华清池 回顾捉蒋史﹥之补充》一文中说:“我在金家巷,11日下午接受捉蒋命令时,张副司令并未指示我听从某人指挥,也无人告诉我,要我听从谁的指挥。我营的捉蒋行动,是遵照张副司令的命令,我自己指挥的。如果知道听受某人指挥,当晚我必定先去找到那人,接受他的行动部署,这是必然的,哪会在谭副官长室内,呆了半宿呢!”)

   4、会议查清了华清池“捉蒋”过程真相,作出了符合史实的结论。

  会上,经过认真辩论、对质,谁是“西安事变”临潼华清池“扣蒋”的先行官这一事实得到了澄清,还原了被孙铭九篡改数十年之久的历史真相。孙铭九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是王玉瓒率领卫队1营部分官兵先于他攻进华清池。关于“西安事变”中这一新的史实得到与会者的认同,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临潼扣蒋经过终于大白于天下。

  座谈会后,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座谈会召集人张魁堂先生在《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中写道:“如果临潼扣蒋的部署真像孙铭九所述的那样简单,就让孙率几十人一冲完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将军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个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五、以讹传讹的“伪历史”仍在流传

   尽管“西安事变”捉蒋过程的真相经全国政协查清后,《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张魁堂写的《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但因该选辑仅在全国政协内部发行,受众面很窄,外界极少有人知道。

  “西安事变”已过80余载,至今尚未能看到一部真实、准确反映临潼兵谏过程的影视作品,电视、电影、乃至历史纪录片,仍以汉奸孙铭九80多年前编造的谎言为依据进行创作。

   西影集团2007年出品的电视剧《西安事变》,硬是把王玉瓒跟素不相识的白凤翔、刘桂五拉到一起,乔装成送炭夫去秘见张学良,接受兵谏令。之后,作为临潼兵谏现场全程指挥官的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以及他所率领的300余官兵,便从该剧所描述的兵谏全过程中,彻底销声匿迹了! 取而代之的是孙铭九用卡车冲撞开卫1营负责警卫的华清池大门后,随即便与蒋介石的卫士一番激战。实为“捉蒋”中途前来助战的卫队2营五六十人,竟然成了兵谏全过程唯一参战的“大部队”。此次行动的“配角”,一跃变成了“主角”!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家喻户晓的重大历史事件,就这样按照孙铭九的谎言以及创作人员的主观臆想,被演义得面目皆非,从而篡改了整个兵谏过程的历史真相!

   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2017年2月,北京卫视《档案》栏目制作、播放的历史纪录片《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刚说完大约在凌晨4时许,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转眼就说“作为整个行动的核心部分,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卫队2营一部到达华清池开始进攻。”难道王玉瓒打响第一枪后,还不立即率领卫队1营发起进攻,还得等1小时后,再由“作为整个行动核心部分”的孙铭九卫队2营赶来“开始进攻”吗?那王玉瓒打响的这第一枪,岂不成了向蒋介石“通风报信”了吗?这种逻辑简直太可笑了。

   无独有偶。由陕西广播电视台摄制的历史纪录片《西安事变》第2集《兵谏》中,竟然也把卫队1营300余官兵已攻入华清池二道门多时,才从灞桥镇按事前约定赶赴华清池助战的孙铭九卫队2营的五六十人,称为“整个行动的核心部分”,如此逻辑简直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编造“世纪谎言”的是孙铭九,但数十年来为其传播谎言的却是我们的官媒。孙铭九的谎言谬传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现在,到了不能让被孙铭九篡改了的华清池“捉蒋”的伪史,再继续以讹传讹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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