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陈建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林业部规划院副院长、林业部保护司副司长、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局级）、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巡视员，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自然生态摄影专业委员会理事等。现任中国林业生态摄影协会主席、美国国家地理野外探险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专家委员等。是中国生态摄影（理论与实践）的创始人。

缘起——与生态同呼吸的命运

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一些与时代交汇的瞬间。对陈建伟来说，一个珍贵的瞬间就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抢救大熊猫运动里。当10万人民币认养一只熊猫成为风潮时，他为自己签下的，是对一棵树的关怀。

“我认养不起大熊猫，但我可以认养一棵树。”这个创新的举动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认养树木的先例，逐渐成为社会公众纷纷参与的生态保护活动。如在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在他认养树的示范作用影响下，居然渐渐形成一个热潮，各级领导干部、各地访客，一些企业、中小学生包括海外人士都纷纷来这里认养树，以表对自然保护区的关注和爱护。由于前来认养的单位和人士比较多，保护区还特为此出台了“认养树木管理办法”，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传播了一个理念：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自然保护。如今，陈建伟已在全国各地的保护区里陆续认养了100多棵树，个人投入近20万元。他给“认养一棵树”的行为做了五条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必须是个人真正掏钱，第二是只能带走照片不能带走一片叶子。在陈建伟看来，这不仅是钱的投入，更是一份对自然的真心承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环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每个人用实际行动去践行的理念。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起点，陈建伟的人生，始终未曾偏离生态保护这条主线。1982年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他从一个普通的森林调查队员干起，用脚步丈量林海，用数据描绘青山。以此为基石，他的使命向着更鲜活的生命世界延展：在林业部调查规划设计院、林业部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他作为副院长、副司长和常务副主任，肩负起了守护生态伦理、为国家自然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出谋划策的担当。同时，他还兼职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讲课并培养博士、硕士。对陈建伟而言，这就是必然的人生轨迹。“我一辈子都在搞自然保护，无论是当调查队员、政府官员、做教授还是干生态摄影，只有自然保护这条主线始终没变。”他说，“我喜欢摄影，我热爱自然，当事业和爱好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陈建伟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从森林、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保护发展初始到取得目前阶段性胜利成果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从抢救性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发展过程。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学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十余位博士，几十位硕士。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自然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和社会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

作为官员，他深刻理解国家政策制定及执行的宏观决策方式和高层视野；作为学者，他深通科学研究的严谨方法和科学原理；作为一线工作者，他可以敏锐洞察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这种多重身份使他清晰地认识到一个重要问题：“自然保护仅凭政府推动、专家呼吁或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全社会民众自然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一认识成为他开创中国生态摄影的重要动因。他认为：“影像是民众最喜闻乐见、最广为传播、最能够潜移默化提升意识的最佳方式。”

深思：师法自然的哲理

“人类社会数千年来，人和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陈建伟一直在古今哲学智慧中寻觅。他发现，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过于消极，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而“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思想则过于激进，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了，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他意识到，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哲学理念来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他曾遍访儒释道大师，如在秦岭楼观台与道教大师任法融（曾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多次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楼观台是老子讲授《道德经》的地方，在这里，陈建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找到了自己哲学思想的根源。儒释道三家思想中，佛教讲因果报应，注重来世，对现世的指导意义有限。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教最接近自然，但少了一些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无为而治”。因此，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整合这些思想，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需求。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激荡。辩论的一方是以“自然之友”为主体，主张要人要“敬畏自然”，认为失去这份敬畏，人类文明将无以为继。另外一方，是以何祚庥等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认为若“敬畏自然”，科学技术不会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就发展不到今天。

这场通过新兴互联网广泛传播的社会大辩论，本质是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现代化路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全民大思考、大动员。辩论中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深深地触动了陈建伟。他意识到，社会对“人力与自然力”的认识亟待深化，而答案或许不在非此即彼的对抗中，想要找到一种思路，人既不能狂妄地企图“征服”自然，也不应被动地“束手”于自然。

经过长期的知识学习与思考，陈建伟在2008年正式提出“师法自然”这一核心概念。这个理念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人类要恭恭敬敬地拜大自然为老师；第二，要认认真真按照自然规律去“做”。“师法自然”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诠释。在采访中，陈建伟这样阐释“师法自然”：“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师生关系。自然是老师，人类是学生，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和成长，但不能墨守成规、随意而安，去‘做’去‘创新’是关键！”

建论：用影像保护生态

有了自然保护的硬核知识和“师法自然”的创新理念，陈建伟还需要一把钥匙，一把为观众开启五彩缤纷的生态世界的钥匙。“照片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一张照片所蕴含的信息量是大量文字都无法描述的。”他说，“这把钥匙就是‘生态摄影’，是传递‘师法自然’理念的最佳方式。”

陈建伟希望摄影爱好者们能够认识到，生态摄影不是简单的自然摄影，而是将艺术性、科学性和思想性“三性”结合从而正确反映生态关系的一种专业摄影方式。2023年，经过长期生态摄影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反复沉淀过程，他终于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生态摄影理论专辑《唱给大自然的情歌》，正式奠定了中国生态摄影的理论基础。

生态摄影理论的建立，基于三个重要支柱：

生态文化是生态摄影的灵魂。它要求摄影者具备深厚的生态文化素养，能够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并用影像传达这种理解。

生态科学是生态摄影的根本。它要求摄影者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能够准确反映生态关系的真实状况。没有科学的支撑，生态摄影就失去了客观性和可信度。

生态美学是生态摄影的生命。它要求摄影者具备敏锐的美学感知能力，能够发现和表现生命之美、自然之美和生态之美。生态美学不仅关注自然的外表美，更注重生态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

“生态摄影的核心价值观，是师法自然哲学观的体现。”陈建伟强调，“建立新的、基于生态文明的审美观，是提升全社会生态意识的关键，而生态摄影正是塑造这种新审美意识的重要载体。”他一度痛心于当下社会审美观的异化—追求浮夸、同质化的表面美，从而丧失了与生命、自然、生态相连的独特内涵之美。

在陈建伟眼中，一张合格的生态摄影作品是一个完整的表达系统：影像本身是本体，需要精湛的技艺捕捉动人瞬间；文字说明则是不可或缺的“再创作”，它阐明背景、解释关系、升华主题，将瞬间定格拓展为深度的生态叙事；而画龙点睛的标题，更是思想的凝聚，避免作品陷入“无题”的模糊或仅止于“好看”的浅薄。时间、地点等信息的标注，则在时间长河中为影像赋予了历史与科学的维度。他特别强调：既然生态摄影就是讲生态故事的摄影，讲精彩的生态故事就要努力做到：以理服人 （科学性），以情感人 （艺术性），更要以心正人 （思想性）。

其实，陈建伟也常在实践中面临着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三者间的艰难平衡。他坦言，在选择图片或编辑画册时每每总陷入两难如：是选择一幅光影好、视觉冲击力强但物种特征、生态关系不明确的逆光作品，还是采用一幅细节清晰、信息明确但画面平实的顺光照片？他的标准最终回归到“讲生态故事”的本质上—此幅影像要传达的生态故事，是应更偏向艺术感染力，还是更需要科学性的精准？这里没有恒定公式，只有在具体语境中寻找那个较优的平衡点。他提出，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生态价值（思想性和科学性）与艺术价值（艺术性）的综合考量。有时，一张揭示关键生态关系（如食物链）但光影差一些的照片，其力量远胜于一幅仅具形式美感的作品。

为了验证和推广自己的理念，陈建伟走遍了中国以致世界的很多地方。他的镜头始终在寻找生态和谐之美，从青藏高原到南海诸岛，从东北森林到西部荒漠。深耕摄影三十余年，生命与生命的互动，生命与环境的互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陈建伟的镜头中逐帧展现。他记录东北虎的凶猛搏斗，记录金丝猴一家的温馨亲昵，也记录伤痕累累的鲸鱼背鳍和浮满刚毛藻的青海湖。

他的足迹仍在不断拓展，延伸向更遥远、更深。他期望这些凝聚了深刻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不仅能够作为多样性的物种与生境的珍贵影像档案，更能像一粒粒种子，在观者心中催生全新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让“师法自然”的智慧在更广阔的土壤中扎根发芽。他一生奔波、拍摄、讲述、呼喊，并在如北京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大学作讲座，也在如中关村二小等中小学校做宣传，如此庄重地与年轻一代交流—是希望借助影像的力量，参与一场关乎文明未来的、静默而深远的重塑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