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每天面对海量的信息，这使得一些自恋的人们和误导性的知识以平等主义立场，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比如在WebMD（美国健康医疗服务网站）和维基百科等所了解的事，普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和医生、外交官一样的知识，即使是最荒谬的，还要求被平等地考虑，与精英主义形成对立的态度。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大选后，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2022年11月15日，特朗普在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尽管推特账号被封，“反智主义”浪潮越演越烈，这为西方民主在信息时代能否稳固和长存敲响了警钟。

1、反智主义

什么是反智主义？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然而，几十年后乃至21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对科技的崇拜、失控的商业文化消费主义、教育的实用导向、对人文价值的轻视……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与暴力事件，说明反智主义的强度是周期性的。

作者称它是一个复杂体，而反智主义的普遍特征就是对智识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怨恨和怀疑，它有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智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在美国，智识本身及拥有智识的人却屡屡遭到忌恨和怀疑。

一部分美国人热衷于追捧自我奋斗的商业天才，不信任政治精英，他们情愿接受煽动信息，却拒绝听从专家意见，美国生活中那些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是什么？

美国有其独特且根深蒂固的反智基因，特朗普当选总统几乎是近年反智主义现象的巅峰，也正因为它发生在21世纪。

几乎所有社会都在鼓吹商业神话和消费主义,教育的实用导向被认可，权威媒体(权力阶层)对一些态度和观念颇具目的性和误导性的传播，民粹主义泛滥，娱乐也渐渐巨婴化，受过教育的人逐渐失去了其心灵之中批评、好奇、究理、想象、创造和沉思的一面。

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演变成困扰所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问题。

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

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拯救美国的政治领袖的出现，而他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于许多支持者来说是一个令人熟悉、似乎触手可及的美好旧梦。

91岁高龄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作为一个“诚实说出真相”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犯罪疯子”和“反社会的自大狂”，说出了美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面临的困境。

21世纪的特朗普支持者们也分享了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的焦虑与愤怒：他们希望找回父辈曾经享有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心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他们怀抱对“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天然反感，拒绝接受任何“非美”的思想与实践，并将反智主义美国的未来寄托在共和党特朗普为代表的大选获胜之上。

特朗普说，美国正在被“摧毁”，参选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辉煌”。他列举了自己担任总统时的政绩，同时指出拜登政府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高通胀和非法移民激增等。他请求美国民众为他投票，以“拯救我们的国家”。

2、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300年的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许多过去年代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但它的问题却也伴随着这些进步同时裸露出来，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摆脱的困惑。

即便人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权之后，现代社会依旧没有摆脱的工具理性的“铁笼”命运，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当如何面对这些命运。在残缺的人性和不够坚强的道德理性面前，如何坚持对一种好生活的塑造。

每个现代人在今天的充满困惑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保持并回归真正自我的本真。

为了使公民更广泛、更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媒体应该担负社会责任。理论上讲，民主制度中人民是统治者。但事实上，生活核心领域的决策权掌握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私人手中。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办法是把民主制度延伸到投资领域、工作管理体系，等等。即强行遏制公众对政府和私人权力的干涉。

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这个问题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动用各种手段剥夺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力，但同时保持其形式上不受破坏。

这个任务很大程度上由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传播思想与主张的意识形态机构来承担，确保任何针对现有特权和权力的挑战在形成和壮大之前就已转向。这项复杂的任务涉及很多层面和手段。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媒体的力量和相关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部门来实现。

“媒体民主化”这个词本身自相矛盾甚或有些自我颠覆的意味。公民参与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对媒体独立的打击，它将扭曲媒体所承担的无所畏惧、不偏不倚为大众传播信息的使命。

这个观点值得深思，它背后的理念是，在民主制度下媒体实际运作的问题，以及某些隐含的关于民主本质的概念。

比如在越战和水门事件时代，媒体无视外来压力、政府命令或私人权力，学会了如何行使“权力来深挖我们的国民生活，披露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曝光的东西”。这也是人们普遍持有的一个信念。

媒体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一种“泛滥的民主”，导致国内“政府职权减弱”，并因此造成“国外民主影响力衰退”。通过与为数不多的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合作，杜鲁门已经能够掌控这个国家。过度的民主，反而阻碍了民主进程恰当地发挥作用。

如果民主要得以生存，普通大众就必须受到压制，回到传统的麻木、顺从状态，被排挤在政治论辩和政治行动之外。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被指控为“特殊利益者”（工人、农民、妇女、年轻人、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的傀儡，从而危害了“国家利益”。默认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则是公司、财团和其他商业精英。

迄今，这是一个获得公认的事实，即“作为美国人，我们往往会因为各种我们不认可的政策和行为鞭挞自己”。而且，正如越战事件所显示的，“如此大规模的报道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对于推进战争的支持”，尤其是“电视上那些血淋淋的图像报道”。因调查报道而“导致总统下台”（安东尼·刘易斯）的水门事件强化了这样一种悲观景象——自由、独立、唱反调的媒体致使民主岌岌可危。

3、美国知识分子

各种形式的反智主义依然在美国生活中弥漫，但与此同时，智识具有了全新而愈加积极的意义，知识分子们渐渐享受到了更大的认可，而且还以某种方式，享有了更令其满意的地位。

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被抛弃；而且多年以来，基于抛弃还会继续这一预期，他们形成了惯有的对社会的强烈反应；由此，他们渐渐觉得，疏离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合适而又高贵的立场。

尽管20世纪50年代反智主义盛行，但知识分子本身，尤其是中产和旧式的几代知识分子，当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没有倾向于对美国价值观展开反击。

相反，出乎意料的是，正当他们因为所谓的本质上的不忠诚而遭受最猛烈的攻击时，他们却重新拥护了自己的国家。美国的旧式价值中，有些东西的确弥足珍贵，而一些老派的、明显传统的备受赞誉，他们被视为个体性的丰碑，铭记着美国庄严的正直精神。

美国知识分子不再将他们的国家视为自己必须逃离的文化荒漠；他们也不再像一位作家认为的那样，将美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时，会带着“青春期的窘态”来注视它。

如今，知识分子在美国会觉得更为自在；他们与美国现实达成了妥协。美国知识界的资产阶级化，改变的，不仅有知识分子，国家也在变革，在改善。它在文化上已然成熟，不再听从欧洲的训导。

富人和权贵都接受了，甚至遵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此，美国已经成为相当惬意的地方，让人们可以进行理智的或艺术的活动，而且这样的追求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

有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年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对部分人来说，还可以回溯到20年代，他们似乎一心想要放弃过分简单的、保持疏离的做法，尽管他们曾经受到误导、堕入其中；但是，对于年轻一些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难以理解的道德上的失败。

在大众文化产业以及不断发展的学院和大学系统中，新职位的扩增帮助知识分子被纳入了永久战争经济中。“美国的思想自由经受着严酷的攻击，而大体来说，知识分子们在维护那些作为其存在之先决条件的权利上，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战斗精神的匮乏。”

如果富人阶级接受了知识分子，那么仅仅是因为，后者变得驯服，不再被认为会挑战财富；相反，他们会在财富面前“有损尊严地匍匐跪拜”。

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无力，尤其是成了新的注重现实的人，“他们贪恋权位，就在这一位子上，放弃了言论自由，但身为政治人物，他们并未让自己具有什么重要价值”。只要知识分子“被吸收进了官方认可的社会体制，他们就不仅丧失了自身传统的叛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

反智主义恰恰建基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的情怀中。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它是否享有诸多精英的特权，它都必然在思想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算是精英。

美国的开拓精神，粗鄙地倒向了贪求和征服，它培养出的物质主义，比起其他国家的商业，它更爱冒险，更有吸引力，然而，正因为这一事实，它消耗和改变了太多优秀的美国品格。

当任何一位作家或思想家能够将自己视为拥有潜在多产性的智慧之人时，他就已然诞生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同时被赋予了仅仅在一些有限的方面才能适应的品格与气质。这就是命运赐予他的限度，而他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

过去，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风格都有可能存在。当然，在现代环境下，选择的途径有可能正在关闭，主宰未来文化的人，也有可能思想单一，只接受这种或那种信念。

在过去的100年里，至少有3/4的时间商业一直受到美国知识分子的蔑视，被他们看作典型的敌人；而商人自己早就接受了这一角色，以至于商业与智识的敌对似乎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了。智识对于任何机构组织或既定的权力中心来说总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商业与智识价值的冲突被认为是永远不可避免的：一边是以金钱和权力为中心的人，只关心美元与生意扩张，只在乎增长和空洞的乐观主义；另一边是拥有批判性智识的人，他们对美国文明充满不信任，关心的是品质与道德价值。

知识分子对商人依照他们的目的与标准塑造美国文明的复杂手段心知肚明。商人无处不在：他们填满政党的腰包；他们拥有或控制着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大众文化机构；他们列席大学与地方学校董事会；他们调动并资助文化治安委员会；他们的意见左右着真正掌权的各部门。

当代商人喜欢将自己看作实干家和国家的恩主，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承受着来自不用发工资的轻率之人的敌意，因此他们很难真正接受那种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商人只有在跻身政界或担任行政公职时才会登上报刊头条。

事实上，商人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毁于他们自己的成就：是他们创造了巨型企业，这一毫无人情味的机构在规范他们事业的同时遮蔽了他们的声望；是他们不断鼓吹“美国式生活”和自由企业，使得这些富有弹性的抽象概念变成了公众常态，吸干并同化了个人企业家的声望。曾几何时，伟大的人创造财富；如今，伟大的系统创造有财富的幸运儿。

商人毕竟也是人，他们对金钱无法买来的尊重也有着天然的向往。如果将商人的反智主义狭义地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广义地理解为对智识本身的怀疑，它就成了美国人对实用性和直接经验的广泛热爱的一部分，这种热爱几乎延伸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实用性的活力是一种美德；在历史上真正对精神文化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将实用性神秘化的倾向。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美国人与实用性，与进步和发明、金钱与安逸站在了一起。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