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去刘烽老家里做客，翻看他的相册，发现一个相册里有三十几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老人说，那是1949年随陕甘宁边区文协文化工作队去新疆采风时照的。1951年，他随大哥刘炽又去了一趟新疆。
刘炽是我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一生谱写了上千部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作品，他创作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及歌曲《翻身道情》《新疆好》,组歌《祖国颂》,歌剧《阿诗玛》等，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
弟弟刘烽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红遍大江南北，从上世纪70年代传唱至今。
寻着这些老照片的线索，我发现刘氏两兄弟和他们那一代新中国缔造者与建设者们，竟与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有着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渊源。
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是在天山南北流传历史最悠久、传播范围最广泛、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民间套曲，被誉为“东方音乐文化的奇迹”,维吾尔民族的“文化艺术百科全书”。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这部套曲的影响力已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走向了全球。你一定想不到，最早发起挖掘、整理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是几位汉族音乐工作者。推进此项目并落地实施的主将，就是这两位兄弟作曲家：大哥刘炽，小弟刘烽。
奉命入疆
最先接触到《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套曲的是弟弟刘烽(1928.1-)。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当时刚满21岁的刘烽是西北文艺工作团团员，随部队开进西安，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进入音乐学院深造，从事音乐创作。没想到当时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刘烽的初衷。
1949年9月25日、26日，新疆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相继宣布和平起义。王震司令员奉命率一兵团二、六军进军新疆。中共新疆分局、新疆军区相继成立。为了准备西北首届文代会的召开，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投入建设大西北，原陕甘宁边区文协决定从西北文艺工作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抽调业务骨干，组成陕甘宁边区文协文化工作队(又称西北文协文化工作队，简称西工队),赴新疆考察学习兄弟民族歌舞，收集整理民歌，进行文艺创作。工作队长由西北文工团副团长、著名演员裴然担任。队员有刘烽、韩维琴、常曾冈、郭阳廷、李鸣九、张振业、井梅、王迪、张定远、姚玲、万志民、兰占奎和新华书店西北分店林彬等14人。
1949年12月9日，西工队冒着严寒，乘长途汽车从西安向新疆进发，在戈壁荒野上昼行夜宿，直至1950年元月3日，西工队才终于到达冰天雪地的新疆省会，当时的迪化市(后改为乌鲁木齐市)规模不大，人口不到10万，街道两旁多是低矮的土坯平房，成群的毛驴、骆驼商队和马车与行人一起在大街上同行。
刘烽是抗战时期的“小八路”，是哥哥刘炽从西安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延安时，他曾学习过绘画，也当过乐手，但最喜爱的还是民歌创作。刘烽这次虽然作为音乐创作骨干，被抽调参加西工队，远赴新疆采风学习，但他当时对新疆民族音乐知之甚少。此次进疆采风，给了刘烽一个终身难忘的学习机会。
要写维吾尔的“白毛女”
西工队几经周折，见到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化部部长马寒冰(1916-1957)。马寒冰是缅甸华侨富商的儿子。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参加抗日，先是在《大公报》当记者，后来到延安，在王震的三五九旅做文化宣传工作。王震司令员，西工队的同志们都很熟悉，知道他不仅是一位战将，还是一位非常重视文化工作的领导。见到了王司令员，大家感到非常亲切。
当王震司令员从马寒冰部长那里了解到西工队此次进疆的任务后，向工作队员们介绍了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形势，以及部队当前的工作任务。队员们听了情况介绍，个个兴奋不已，热切地想尽快下到部队，下到农牧区去。
王震向工作队员们提出了一项工作安排。他说：“你们都是搞音乐、舞蹈和美术创作的，能不远千里到新疆来，我们非常欢迎，这里需要你们。新疆和平解放才两三个月，对老百姓的宣传教育任务很急迫。我看，你们先去伊犁。伊犁、塔城、阿勒泰是“三区”革命和民族军的根据地，那里各兄弟民族都有，很有代表性。目前，伊犁地区正准备进行减租反霸斗争，民族军也在整编。总的看，群众基础比较好，工作队可以到那里去开展工作。”
看着团员兰占奎，王震接着说：“过几天，我准备去南疆喀什。喀什是维吾尔人生活聚集区，你们要了解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喀什是最理想的地方。”司令员用商量的口吻说：“我有个想法，为了配合喀什地区将要开展的减租反霸斗争，你们能不能写出一部维吾尔人的‘白毛女'?”
王震早就认识兰占奎，知道他曾写过小歌剧《英雄刘四虎》,部队反应非常好，也给王震留下深刻印象。兰占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忙问：“什么?要写维吾尔人的‘白毛女’?"
“对!”王震肯定地说。“要写维吾尔人的‘白毛女’。通过这个剧，让维吾尔人民了解共产党，了解旧社会。”
兰占奎从心里犯难。不是不想接受这个任务，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以往的创作中，只写过小演唱、小歌剧，从未曾独自写过大型歌剧。现在要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进行歌剧创作，谈何容易!
王震似乎看出兰占奎有畏难情绪，便鼓励道：“这可是当前维吾尔人民解放自己，开展斗争的需要啊!有什么困难，群策群力，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兰占奎似乎再也没有推托的理由了，硬着头皮领受下创作剧本的任务。为歌剧音乐配曲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刘烽的头上。此时的刘烽二十出头，正处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二话没说，挑起了为歌剧配曲的担子。
奔赴歌舞之乡——喀什
按照离开西安前的工作安排，西工队音乐组要深入城镇、救区，收集民款，编辑出版《新疆民歌》,给即将召开的西北首届文联代表大会献礼。这对年轻的刘烽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想才到迪化，工作尚未展开，首长又加一项任务：给将要创作的维吾尔歌剧配曲。
1950年3月，哈什，刘烽（右三）等向努尔尼莎 尼亚孜 学习民歌，由祖努阿訇翻译。
队长裴然做了简单工作分工后，便带领大部分队员乘车北上，赴伊犁地区深入生活。兰占奎和刘烽因为执行新任务，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分乘两部大卡车翻越天寒地冻的天山，直奔南疆喀什。同行的还有新华社记者郎可。
经过几天的奔波，车队顺利抵达喀什。王震把兰占奎和刘烽交给了时任南疆军区政委的王恩茂同志。临分手时特别交待：“一定要把歌剧写出来，工作有什么困难，王恩茂同志会给你们解决的。”
1949年的喀什市仍然保留着中世纪时的模样。市区分回城和汉城。王恩茂政委专门在回城专员公署找了一处独院客房。客房一边是花园，一边是卧室，外带一个小型会议室，可接待来访客人，开座谈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创作场所了。
兰占李和刘烽两人在维吾尔翻译引领下，到疏勒县的乡镇深入调查采访，从贫苦维吾尔村民中寻找剧本人物的原型。他们拟就了三慕十七场”维吾尔仇恨曲”剧本大纲。维吾尔姑娘巴哈尔古丽，因欠巴依的高利贷，被父亲送去当奴隶。姑娘忍受不了巴依的压迫，为了活命，逃出了虎口。因为是维吾尔人的故事，而且故事就发生在喀什地区，故事大纲写出后，邀请了几位维吾尔朋友给剧本提意见。之后，兰占奎、刘烽又对人物、故事和情节做了调整。
三个月后，《维吾尔仇恨曲》文学剧本初稿写出。剧本送给王恩茂政委后，召开了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喀什军区司令员郭鹏、喀什地区副专员冯达、喀什党委负责人田仲等。正在喀什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同志，也被王恩茂政委叫来参加剧本讨论。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兰占奎、刘烽又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剧本定稿后，要翻译成维吾尔文。在翻译过程中，王恩茂政委派他的维吾尔文翻译前来助阵。许多技术问题，一边讨论；一边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库尔班.伊敏最后将文字进行修饰和润色，使剧本的对话、歌词更加符合维吾尔人的语言习惯
走入木卡姆殿堂
文学剧本在维吾尔朋友的帮助下进行二度创作后译成了维吾尔文。在交给喀什歌舞团排练之前，诗人库尔班.伊敏对歌词对白，参照木卡姆传统古歌的韵律特点又做了最后的修正与润色。这给刘烽配曲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烽感到，维吾尔人的歌舞、节奏与自己以往所熟悉的陕北民间歌舞在配曲上有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旋律上，也充分反映在它自身的节奏格式上。所以，要配好曲，必须抓住维吾尔民歌的基本特点，体味维吾尔木卡姆曲韵的内涵逻辑，才能写出让维吾尔人喜爱的曲调来。在歌舞团维吾尔文翻译的帮助下，刘烽准备对歌舞剧配曲作大胆的尝试。
歌剧人物故事的发展和人物个性，给配曲提出很高要求。通过广泛接触维吾尔人生活，收集整理民歌，刘烽走进了辉煌的木卡姆音乐殿堂，经受了心灵的洗礼。这一阶段的音乐理论和实践准备使他受益匪浅，刘烽的视野放宽了，他亲身感受到了新疆各族民众的音乐舞蹈是何等丰富多彩，也大致了解到如何运用维吾尔人的旋律和节拍表达人物内心的感受。
新疆各族同胞能歌善舞，特别是维吾尔族同胞，无论男女老幼，情之所动，兴之所至，都会翩翩起舞，引吭高歌。刘烽亲眼看到，一个九岁小女孩，在“巴扎”上踏着鼓点和琴声，表演单人舞。小女孩的舞姿优美自然，肢体语言丰富。说维吾尔族是一个“歌舞民族”一点也不过分。
新疆少数民族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旋律多诙谐而富有哲理。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许多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音乐可以对话，可以传授智慧，也可以讲述历史。在喀什老城区，不论是在庄严的清真寺里，还是在深邃的胡同巷内，刘烽经常可以看到民间艺人在表演说唱。
有一次，刘烽问翻译，说唱艺人在唱什么?翻译告诉刘烽，歌者在讲述历史故事。当年，成吉思汗带兵出征，在与敌人作战中，他的儿子不幸战死。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人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成吉思汗，害怕大汗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震怒之下杀人。此时，一个演唱木卡姆的老艺人，手持沙塔尔，来到成吉思汗帐前，用琴声和手鼓讲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成吉思汗从这位木卡姆歌手的歌声中，感知了自己儿子战死的消息。音乐的功能在新疆被人们发展到了极致。
刘烽发现，民族不同，民歌的风格和情调也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决定民歌自身的特质。哈萨克人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狩猎为主，所以哈萨克民歌高昂、辽阔、跳荡维吾尔人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主要从事耕田、种植果木、采桑养蚕和手工劳作。因此，维吾尔民歌的旋律听起来略显活泼、节奏平稳，音符之间好像一串串连续不断的珠子。
采集民歌过程中的这些发现，为即将进行的欲剧配曲提供了音乐素材。对刘峰来说，歌剧配曲的关键是他对木卡姆的理解和特色的把握。
1950年5月，《维吾尔仇恨曲》完成配曲后，交由喀什歌舞团进行捧练。起初，刘烽和兰占奎怀疑由两个汉族人创作的维吾尔歌剧，群众是否能够接受，这毕竞是他俩的头一次尝试。结果让他俩大喜过望，歌剧在喀什回城大剧院正式公演，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许多民族同胞看了歌剧的演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维吾尔仇恨曲》连演数十场，不仅受到当地文化界的欢迎，也受到苏联领事馆的好评。歌剧的演出也为以后进行的“减租反霸”中心工作开展提供了文化思想准备。
6月，完成任务的兰占奎和刘烽回到迪化，向军区领导和工作队队长裴然做汇报。裴然听后很高兴，他要兰点奎、刘烽好好总结一下。兰占奎马上写了一篇《创作维尔剧本的几点经验》发表在1950年6月9日的《新疆日报》上。工作队回到西安后，这篇“经验”又在《甘肃日报)上做了转载。
木卡姆之危机
回到迪化后，西工队将这半年的收获和感受，向军区文化部作了全面汇报。特别是将工作队在新疆学习到的音乐歌舞向当地群众作了汇报演出，博得迪化各族同胞的喝彩和高度评价。西工队离开新疆，回到西安，向三秦父老作了汇报演出，把新疆民族歌舞介绍到内地。
刘烽和音乐组的同志们，将收集记录的新疆各族同胞的民歌500余首，编成《新疆民歌》一书，交由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向全国发行。这是建国伊始第一本介绍新疆各民族的民歌集。《新疆民歌》出版后，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民歌集中的歌曲在我国、乃至国外音乐演出中出现。1953年，武汉市陆柏华教授将《新疆民歌》中的27首歌舞曲，改编为钢琴曲《新疆歌舞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新疆民间音乐从此结束了无文字记载的历史。
组建整理抢救木卡姆小组
1951年夏，大哥刘炽(1921-1998)和小弟刘烽分别接到去新疆出差的任务。
那天，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担任艺术指导的刘炽，被院长欧阳予倩叫去开会，同时被叫去的还有歌舞团团长戴爱莲(1916-2006)。欧阳院长对他俩说，“新疆军区政治部来函，说那里将要举办全省、全军区民间歌舞汇演，希望我们能派人去指导、讲学。院里研究了，决定派你们二位去。你们能不能去?表个态。如果能去，何时出发?”
刘炽听罢，马上表态说“我能去。”说完他望着戴爱莲。
戴爱莲微微一笑：“我也能去。随时都可以走。”刘炽和戴爱莲一同出差去新疆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刘炽答应去新疆出差有他的“小算盘”。不久前，小弟刘烽来京。兄弟俩见面，讲得最多的是刘烽一年前去新疆采风的见闻趣事。新疆的民俗风情，新疆的民歌，让人听不够。最让刘炽不能忘怀的是，刘烽讲到的新疆民歌，旋律节奏是那么新鲜，特别是维吾尔木卡姆，它像一个看不见底的音乐宝库，令人振奋，使人遐想。刘炽意识到，新疆的民族音乐不同于他熟悉的西北民间音乐，那是另一座神秘的中国西北音乐殿堂，搞音乐创作，有去新疆出差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说来也巧，西安的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也接到正值创建期的新疆省文联的来函。来函说，流传于全省的维吾尔木卡姆是非常重要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为了不使其失传，需挖掘整理，希望能派专家协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张季纯，决定派去年参加西工队的刘烽和西北话剧团的万一导演去执行这项任务。刘烽在新疆收集整理民歌大半年，情况熟悉。万一是话剧团的导演，熟悉业务。在张季纯交代任务时，刘烽考虑到去年在新疆采集民歌的经验和遇到的实际困难，他向领导提出请求，请求领导批准他此次进疆能带录音机去。他知道陕西省文联有一台钢丝录音机，据说，那是国民党撤离西安时留下的，张部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次进疆与前一次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刘烽不仅带了大哥刘炽那架德国制造的莱卡相机，还带了一台法国制造的钢丝录音机，尽管他当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
1951年“五一”节后，从北京来的刘炽、戴爱莲和在西安的刘烽、万一会合，做了简单准备后，便一起上路前往新疆。
到迪化市的第三天，王震司令员和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军区文化部长马寒冰接见了从内地来的几位客人。性格爽朗的王震，一见到刘炽，高兴地喊了起来，没等人介绍，他就主动对随行的人说“这不是刘炽吗!我们可是老熟人了。”
1942年，王震在绥德警备区当司令时，刘炽就是延安鲁艺组织的“河防将士访问团”成员，到绥德地区和三五九旅慰问、演出、调研、采风。那时王震和刘炽便相知相熟了。1943年刘炽随延安“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演出，《南泥湾劳军》（即后来《东方红大歌舞中的《南泥湾》》）这个小歌舞节目，贺敬之写词，马可写曲；而至今大家不知道的是，那个节目的舞蹈是刘炽创编的，是延安乃至陕北的第一个女性慢秧歌舞… 王震和刘炽又见面了。令刘炽始料不及的是，当年一个承诺，又被司令员提起。
原来，在绥德守河防时，王震曾对刘炽说“嘿，刘炽，你得给咱们三五九旅写首歌呀!”刘炽连想都没想就说：“行。”1943年，王震在南泥湾再次见到刘炽时，又半开玩笑地说“嘿!刘炽，你欠三五九旅的歌还没写呢!”谁知随着时局发展，王震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北作战，刘炽则随“鲁艺”转战东北，就把写歌的事搁置下来了。几年过去了，不想又与老首长在新疆相遇，王震又旧事重提，说这回你可得“还账”啦！
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刘炽他们一行往新疆赶路途中，新疆和军区的工作做了重新调整，原计划举办的全省全军区民间歌舞汇演暂时不搞了。刘炽听到这个消息忙问：“汇演不搞了，我们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马寒冰部长忙解释说：“我们已经和北京联系过了，征得你们院领导的同意，你们可以在新疆多逗留一段时间。这里有你们感兴趣的工作。”他又对刘炽接着说：“我们准备在伊犁办一所音乐学校，现在正在全军招生，短期音乐基础培训，每期三五个月，王震将军要请你来当校长。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维吾尔木卡姆。西北局派来刘烽他们就是来协助我们做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由你们（刘炽和刘烽）和万桐书同志，你们一起做，先由刘炽同志作组长，这项工作你不会不感兴趣吧?”
在马寒冰部长的具体安排下，一个以整理抢救维吾尔木卡姆的小组，很快组织起来了。除了刘炽、戴爱莲外，刘烽、万一，还有陕西省文联的万桐书、新疆的于山江、阿布力克依等七八位同志。
抢救木卡姆的行动
发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的工作开始了。
对于演唱艺人的选定，经过向维吾尔族艺术家们了解，刘炽和刘烽他们决定，先请来两位在新疆最具有代表性的演唱艺人。一位是北疆地区著名民间演唱艺人肉孜坦博尔和他的助手；另一位是南疆英吉沙县人吐尔迪阿訇和他的儿子阿肖尔阿訇。
工作小组先请两位演唱艺人把他们心中的木卡姆从头至尾演唱了一遍。经过比较，经过组长刘炽的认真思考，认为北疆肉孜坦博尔演唱的木卡姆，在旋律风格上明快通俗，节奏热烈欢快，便于记忆，容易演唱，易于流传。南疆吐尔迪阿訇演唱的木卡姆，旋律典雅古朴，曲式结构相对复杂，篇幅也要宏大许多，由于旋律节奏变化较大，音乐内涵相对丰富深沉，更富有哲理性，演唱难度较大。工作小组采纳刘炽的建议，对南北疆不同风格的木卡姆都进行录音和记谱。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即使在新疆，人们尚不熟悉东疆亦有演唱风格不同的木卡姆）。
与此同时，戴爱莲在迪化青年歌舞团遇到了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艾买提(1922-1994)。
康巴尔汗幼年开始在前苏联莫斯科舞蹈学院学习过芭蕾舞、俄罗斯古典民间舞，1942年回国参加抗战。1947年康巴尔汗随迪化青年歌舞团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演出，博得观众好评，被誉为“新疆之花”。在上海时，康巴尔汗就结识了戴爱莲。两位不同教育背景的舞蹈家有幸在迪化重逢，她们除了交流探讨新疆民间舞蹈心得外，更多讨论了木卡姆对新疆民间舞蹈的促进与发展。康巴尔汗经常演出的舞蹈“尼木帕旦”“地力合拉吉”和“乌夏克”舞，均属于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经典舞蹈的代表作。
转眼一个半月过去了。刘烽带来的三十盘录音带已经用完(每盘约一小时)。吐尔迪阿訇录制19盘，肉孜坦博尔录制了6盘。刘烽还用相机把整个录制活动拍了照。此时，伊犁方面不断来电报，催刘炽赶快过去。音乐学校人员招满，就等刘炽这个首任校长过来开学。此时的刘烽也接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干部进修班的录取通知，催促去报到。余下来的工作，就由万桐书、于山江和阿布力克依他们继续进行了。
在这次赴疆中，才华横溢的刘炽，竟然在不长的时日里，还了欠王震的‘账’，为新疆军民创作了《边疆战士大合唱》。其中的一首《新疆好》自写出后的首唱，就为新疆各族人民所喜爱，且流传至今；其中的另一首《戈壁滩上盖花园》，俨然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歌”，为兵团各个单位的男女老少所钟爱着，传唱着。他还为王震词的《八一中学校歌》谱曲，成了现在《八一学校》历届学生们引以为豪的，自己的歌曲。晚年时的刘炽，还为新疆的小学写了南疆风格的校歌，亦传为佳话。
二次赴疆后，才思敏捷的刘峰，在其创作生涯中，也写出了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下四川》等经典作品。然而因工作繁忙，虽然没有机会再回到他曾战斗和拼搏过的新疆；但他为新疆民歌的早期搜集整理，为新疆人民创作歌剧，为十二木卡姆被发现濒临失传，几次向有关政府部门建言，催促大哥刘炽来新疆实施抢救工作，并与刘炽一起， 落地对《十二木卡姆》的录制和记录，功莫大焉。
刘炽和刘烽两兄弟，为抢救新疆《十二木卡姆》所作的一切，是功不可没的，是应该被铭记的。
之后的日子里，自治区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先后两次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进行整理，一次是1954年，另一次是1959年，并于1960年出版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乐谱集，赛福鼎为乐谱写序。198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木卡姆研究室，1989年成立了新疆木卡姆木艺术团，组织了“中国维吾尔木卡姆系列活动”。赛福鼎还以历史文献资料创作了电影《阿曼尼莎汗王妃》,该电影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华表奖。1992年，南疆莎车县人民政府重修阿曼尼莎汗王妃陵墓和塑像。1997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了全套十三卷《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乐谱。铁木尔•达瓦买提担任该书主编并作序。这些工作为之后的木卡姆“申遗”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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